桌上摊着两份新案例资料,纸页边缘被我反复摩挲得发卷。周明,33岁,某企业中层管理,履历光鲜,却在“家庭关系”一栏写着“与母亲同住,大事均由母亲做主”;赵琳,30岁,自由撰稿人,文笔尖锐通透,资料里“成长经历”处却留着一片空白,只在备注栏里潦草地写着“父母离异后随母生活”。 “这俩孩子,怕是都带着原生家庭的烙印。”我敲了敲资料,对围坐的团队成员说,“周明的‘妈宝’倾向,赵琳的安全感缺失,不是简单的性格问题,得往根上挖。”韩虹捧着刚泡好的茶,指尖在杯沿划圈:“凤姐说得对,上周我见了周明,他说话三句不离‘我妈说’,连穿什么颜色的衬衫都要回家请示,这哪是找对象,更像带着家长来相亲。” 苏海推了推眼镜,调出后台数据:“近半年类似案例占比37%,原生家庭干预婚恋的常见模式有三...